在我们后台和文章的评论区里,经常能听到这样的声音:能不能不要只聊三甲,也了了小县城的留守医生?
确实,在整个医疗体系的版图中,县医院始终占据着特殊的坐标——它是城市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“最后一公里”,更是亿万县域居民生命健康的“温暖守门人”,一头连着城市的医疗高地,一头系着乡村的万家灯火。
事实上,不止县域医院,那些散落在乡野间的村卫生室、扎根基层的社区医院,皆是守护生命的重要岗哨。它们或许没有三甲医院的恢弘楼宇与先进设备,却默默托举着最广大群体的健康底线,只是这份坚守,常常被大众的目光所忽略。
通过社交平台,我们能看到零星的一些分享,时至2025年,仍有部分县域医生的月薪,停留在2000多元。
而在更广阔的乡野间,还有无数沉默的乡村医生,在时代经济的浪潮中,承受着更沉的生计压力。
现在已经是2025年底,再过几天就是新的一年,虽然大家都在说“经济不景气”,但城市里的物价依然在涨,而不少县域医生的月薪,却依然停留在2000多元的水平。
对照一下身边的职业:在三四线的小县城里,普通超市收银员的月薪都能逼近3000元,就连街头早餐店的摊主,辛苦一点也能月入四五千。
可医生呢?他们要经过五年、八年甚至更久的专业深造,要在急诊室的灯火下通宵值守,要在手术台前端坐数小时,要时刻背负着生命相托的沉重责任,这份需要极致专业与勇气的职业,收入却偏偏追不上门槛更低的普通服务岗,这样的反差,实在让人心酸。
当然,县医院的日子本来就不好过,据不完全统计,2025年1到4月,全国就有260多家县级医院悄悄关停了,中部有个地级市,4个月里连关了4家。
江西赣州市全南县中医院的医生们,更是被逼得在问政平台留言求助:从2024年7月开始,工资就没如数发过,2023年5月至今的社保、2024年8月至今的公积金,全是“欠缴”状态。
后来当地卫健委承诺6月底发一部分工资,但那些被拖欠的日子里,医生们要还的房贷、要养的家庭,可不会因为“欠缴”就暂停。
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的王禄生研究员就说过,乡村医生平均月收入也就1000块左右,这还是业务收入加上政府补助的总和。
可能有人会问,“会不会是个别地方的情况?”但队伍流失的数据不会说谎——几十年来,乡村医生从140万锐减到74.7万,光2016到2020那五年,每年就少5万人。
国家卫健委2021年公布的《2020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》显示,到2020年底,全国有村医74.7万人,50.9万个行政村,平均每个村不到2个村医。
要是收入真能糊口,谁愿意放弃守了大半辈子的村子,放弃那些信任自己的乡亲?
2024年,天津市人民政府在“政民互动”栏目中,处理过一则“81岁乡村医生生活补助拖欠21个月”的事件:81岁高龄的老村医,已在乡村从事30多年基层医护工作,然而天津市乡村医生生活补助2023年以后一直未发放,共计拖欠21个月补助都没发放,寻求政府的介入进行帮助。
收入低就算了,养老还没保障。据卫健委调查,77%的村医都没有养老保险。后来政策调整,村医能参加农民养老保险,地方也出了些针对性政策,但依然难以全面优化村医保障水平。
所以,乡村医生队伍会“老龄化”严重,《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20》显示:45岁以上的村医占了63%,55岁以上的超过32%,34岁以下的年轻人,只占6.9%。
如果说低收入是钝刀子割肉,那工作里的隐性成本和突发风险,就是猝不及防的暴击。
基层药品供需的矛盾,干过村医的都懂。进药量小,但村民要的药种类又多,产业链上没人愿意接手这种“吃力不讨好”的活儿。
尤其是那些偏僻的村子,配送公司都懒得跑,很多村医只能自己开着摩托车去镇上、县城拿药。油费自己掏,路上万一出点意外,风险也得自己担,这些成本,三牛用户注册从来没人给报销。
城市里有完善的纠纷调解机制,真出了问题,有医院、有相关部门帮忙协调。可村医不一样,天天跟村民低头不见抬头见,一旦有点医疗纠纷,就得直接面对乡亲们的质疑,甚至是人身威胁。
河南通许县朱砂镇36位村医集体辞职的事,很多人应该还有印象。辞职报告上盖着36个鲜红手指印:“工作压力越来越大,工资发放不到位,现在已经生活不能自理”。
后来当地政府调查,用了六个“不存在”回应,但这件事能引发全网关注,多少是它确实戳中了所有基层医生的集体委屈。
聊到这,可能有人会觉得太压抑。其实也不用过度悲观,政策层面一直都在发力,想帮基层医疗撑起来。
早在2021年,国家卫健委就推出了“千县工程”,目标很明确,到2025年至少让1000家县医院达到三级医院的服务能力。
2025年这一年,国家发改委和卫健委还统筹了88亿元“强基工程”资金,重点支持县级医院建医学影像、心电诊断这些资源共享中心,搞“乡镇检查、县级诊断、结果互认”。
这个政策很实在,一方面能避免重复采购的浪费,另一方面,乡镇的患者不用再跑老远去县城、市区看病,在家门口就能做检查,拿诊断结果。
对基层医生来说,也能在专业上多些提升的空间,不用再困在小地方“闭门造车”。
比如江苏省的援青医疗队,用“院包科、师带徒”的方式,帮青海共和县中医院填补了25项技术空白,还让它成了青海涉藏地区唯一有核磁共振的县级医院。
福建省更实在,5年投了5.81亿元,在59个县医院建卒中、胸痛这些诊疗中心,薄弱县医院最高能拿到1300万元补助。
政策实施后效果很明显,宁德市的急危重症接诊量直接提升了300%以上,急性胸痛患者从1151人次涨到了5309人次,这都是实实在在的进步。
但必须承认,这些政策的成效,还需要时间才能完全传导到基层医生的工资条上。
现在最迫切的问题是,怎么让政策的暖意,尽快变成基层医生的安全感?怎么让那些“健康守门人”,不用再为生计发愁?
毕竟中国有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,大部分老百姓看病,最终还是要靠县医院和基层医生。
愿未来,小县城与乡野间的诊疗灯光永不熄灭,那些默默坚守的医者,不再为生计发愁,能安心践行“健康守门人”的使命。